对新闻k1体育十年品牌永怀敬畏之心
k1体育和许多科班出身或大学毕业直接进入新闻机构的同行不同，我做新闻是半路出家，在进入中国新闻社（以下简称中新社）之前在北京一所高校做了6年多教师。受家庭影响，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是非常热爱的，也自信是一个尚受学生喜欢的教师，至今仍有许多学生和我保持着联系。尽管如此，命运还是将我推上了新闻之路。
1990年的早春，当我迈入坐落在北京市百万庄南街的一栋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大楼时，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段与新闻相伴的多彩旅程。
进入中新社，我被分配到专稿部工作，这是中新社一个很有特色的部门，它根据客户的不同特点和需要，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新闻产品，以境外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那时候没有新媒体，我们提供的主要有专稿、专电、图文专稿等，后来也开始提供一些整版稿件。囿于当时的通信技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稿子还都是记者用繁体字抄写在稿纸上通过传真发送给海外媒体用户。所以那时的专稿部记者人人能识会写繁体字，我因为是学中文的，对此倒也驾轻就熟。
初到专稿部，我被分配在编辑组。那时专稿部在为一家海外华文报纸提供专栏稿，每天一篇，以随笔的形式漫谈祖国的文化历史、山川人物。经过短期对编辑工作的熟悉，我开始跟随该专栏的编辑冯大彪同志编辑来稿，有时也随他外出约稿。他是我到中新社以后的第一位老师，为人宽厚热情，对工作认真勤奋，且多才多艺，对书法、太极拳都颇有造诣，国家体育馆的馆名就是他题写的，同事们都亲切并尊重地称他为“大师”。他以出色的工作获得首届韬奋新闻奖提名，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很庆幸一迈入新闻的大门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好同事。
中新社不仅让我遇到了良师益友，也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入社不到一年，部门领导就让我负责恢复某港报两个专栏供稿的工作，这两个专栏交替刊出，每周一期，每期有半个版面的刊幅。这张百年老报在香港文教界、传媒界和海峡两岸都有较大的影响。大概由于我具有文史方面的一些积累，专稿部领导将恢复专栏供稿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新人。有了从老编辑那里学到的经验，我也算不辱使命，很快就恢复了专栏供稿。这两个专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媒，文笔轻松，入耳入心，为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了一定作用。
编辑专栏的过程中，除了向文史学者组些稿件，我自己也写一点，算是进入中新社后的处女作。虽然专栏属于文史类副刊，稿子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作品，但这些最初的尝试还是给了我沿着新闻道路走下去的兴趣、信心和勇气。回想起来，专稿部老主任刘正荣对我的信任、支持和鼓励，让我的新闻道路有了一个愉快的开端。大胆起用新人，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这不仅是专稿部，也是整个中新社的良好传统。
1993年，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中新社与台湾一家杂志开始合作，为报道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就、促进两岸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落实合作的重任，专稿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编辑组，入社刚满3年的我被任命为组长。从带领团队策划选题、开拓人脉、联系采访到稿件编辑、初审，给了我很多锻炼，一方面了解和熟悉了杂志编辑工作的流程、方法。另一方面在推进编辑工作中学习、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通过与岛内同行的交流，也进一步掌握了两岸经贸交流报道的特点，更为直接地了解到境外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求，丰富了两岸报道的经验，更真切地感受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
1996年，因应对外报道业务的发展，中新社成立海外中心，我被调去参与筹建和初期的运作，新的平台和新的任务给了我拓展和提高业务能力的新机遇。在传统媒体时代，通讯社记者一般熟悉的是文字通稿和图片通稿，我有幸进入专稿部，在通稿之外多掌握了一种专稿报道方式，参与对外合办业务的初创，又使我学会了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工作，这是我的幸运。
中新社日常重视与海外客户的沟通联系，通过各种形式了解海外客户的意见和需求，帮助海外客户解决业务发展上的困难，增进与海外客户的友谊。正是有了中新社几代人的经验积累和持续努力，中新社赢得了广大海外华文媒体的信任与友谊，各类新闻产品广受欢迎。
有了前辈和同事们积累的丰富经验，有了领导的信任和各种锻炼机会，我从中文到新闻的专业转型还算顺利，业务也日渐成熟，拿的奖渐渐多了起来，从部门好稿奖到全社好稿奖，从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奖到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好新闻奖，从中国新闻奖到长江韬奋奖。在这些奖项的背后，有着中新社优良传统的支撑，也有着“中新风格”的加持，对于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大有裨益。
举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的餐饮业开始流行各类火锅，这看似不起眼的餐饮流行变化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带给内地民众物质生活和消费心理的变化，于是我采写了一篇《京城火锅热》，没想到香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在刊用这篇小文时竟还配了一篇短评，大大提高了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分析起来，这篇小文之所以受到港报编辑的重视，一是抓住了当地读者的关注点，二是缩小切口、娓娓道来，透过对“火锅热”的客观描述，反映北京人饮食文化的日渐丰富和追求新潮的新消费观念，无须说教，读者自会联想到这是改革开放带给内地社会和民众的变化。
伴随业务上的成长，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这迫使我在写好稿子之外，必须开始考虑怎样推动部门（分社）的业务发展和创新。2002年，我被派到香港分社担任总编辑，其间，为了鼓励记者采写特色新闻、独家新闻，创立中新社新的品牌，经总社批准，我们开辟了“香江走笔”和“香江漫话”两个栏目，受到香港和其它海外华文媒体的关注和欢迎，香港分社的记者们也有了更大的采访积极性，写出了许多有特色的好新闻，有的记者把自己在这些栏目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受到欢迎。2005年，我被任命为总社专稿部主任。那时的专稿业务受到互联网崛起的冲击，面临转型的局面，我一方面积极争取社领导的支持，努力为专稿部争取更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了有关管理办法。
同时，注重对年轻记者的关心与培养，一方面经常与他们进行业务探讨与交流，从文章的选题立意到结构、行文加以指导，并对他们的稿件认真修改，严格把关；另一方面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为他们争取和创造各种采访机会，包括一些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如全国两会、入岛采访等。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专稿部的工作和记者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记者工作积极性和发稿数量都呈现持续上升的势头，我担任专稿部主任一年后，专稿的年发稿量比上一年增长了66%。
在抓好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的同时，我把开拓专稿市场作为推进专稿部业务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社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努力，恢复乃至扩大了专稿阵地，增加了供稿对象及发稿品种与数量，提振了一度萎缩的专稿市场。
专稿部逐渐走出低谷后，我开始着手抓精品建设。2008年，抓住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专稿部精心打造了一组系列报道，力求从海外读者关心的角度，以海外读者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向海外读者宣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政府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稿件发出后，海外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连续多日整版刊出，取得了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这组系列报道获得了当年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三等奖，这是中新社专稿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极大地鼓舞了专稿部记者。
继承和发扬“中新风格”，着力提升专稿的质量与数量，这是守正。与此同时，我们也追求着创新，在创新中推动着专稿业务形态和产品类型日趋丰富。为了适应这一发展形势，推动中新社专稿事业迈上新的台阶，经过专稿部内部充分讨论，我于2010年正式向社里提交报告，建议成立特稿中心。这一提议得到社领导的支持，2011年，在原专稿部的基础上，中新社特稿中心正式成立，中新社专稿事业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特稿中心成立后，中新社专稿的海外客户、稿件品种、记者队伍都有了很大发展，还增加了新媒体产品。我们还建立了特稿中心专家库，聘请了数十位国内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助力中新社专稿的发展，提升了专稿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在深耕海外华文媒体市场的同时，我们还开始探索向一些较大的英文报刊提供专稿。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我们在一家有影响的英文媒体上发出专稿，成功宣介了党的十九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这些创新尝试和初步成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了贡献，也为中新社专稿业务的发展拓展了思路和渠道。
中新社是我国外宣事业的一支“奇兵”，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对稿件各方面的要求也很高。这些年来在工作中能够确保稿件安全和导向正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新社对业务培训工作的重视。为了加强记者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中新社经常举办一些专题培训班，邀请有关部门领导、相关领域专家等来做政策的宣讲解读、业务经验的交流探讨。还时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做国情报告、形势分析等。特稿中心专家库成立后，我们也举办过多次专家座谈会，并将专家讲座固定下来，定期举行。
从根本上讲，做好对外专稿工作，要有对祖国的热爱之心和对新闻事业的敬畏之心。我常对记者们说，你可以对一个事物有不同的观点、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出发点应该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爱，稿子的传播效果必须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这也是我把关稿件时的首要原则。在职业生涯中，对待每一篇稿子，我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把握真实性、原则性、政策性、方向性，注意审视细节、防止差错。
习在致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中新社以建社70周年为新的起点，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对于每一名中新社员工来说，这都是沉甸甸的担子和责任。回首30年新闻路，能够问心无愧且有所收获，最大的心得就是——对祖国要有热爱之心，对新闻事业要有敬畏之心。
